墮胎合法與最低工資

墮胎合法反而太平？

 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美國社會發生了一件令人相當振奮的事情。事緣美國自六十年代開始，犯罪率便不斷攀升，至八十年代，許多城市更被冠名為犯罪之都，地 方政府和警察部門皆束手無策，人人對治安前景非常悲觀。正當大家心灰意冷之時，竟曙光乍現。犯罪率於1992年達到頂峰後開始逐步回落，近年甚至返回七十 年代中期水平。相關部門自是非常欣慰，而形形色色的專家和政府部門，更紛紛出來解畫，振振有詞列出犯罪率下降的原因，這些事後孔明的解釋自是包羅萬有：警察的查案新招、執法人員數目增加、加重監禁刑罰提高阻嚇力、加強槍械監管、人口老化，以及社會經濟轉好，直接減低了犯罪誘因等等。

 

墮胎合法化減少罪案率

當大眾一臉恍然大悟，樂於接受這些聽起來理所當然的解釋時，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者Steven Levitt卻另有見解。Levitt首先將以上種種解釋「數據化」再作出分析，發現當中大部分陳述根本沒有事實支持，僅小部分對減低犯罪率有幫助。而最 令人震驚的是，Levitt提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理論：九十年代犯罪減少的最大原因，其實是1973年墮胎合法化所造成的！

這兩件看起來完全風馬牛不相及，但經Levitt的獨特分析後，事情的起承轉合巧妙的給連接起來。這個經濟學者的見解是：選擇墮胎的多數是單親媽媽，生活和經濟環境較差，小孩勢將成為沉重包袱。

以往在法律規範下不能墮胎的母親，除了傾向較難為孩子提供良好成長環境外，更甚的是她們對生下來的小孩抱著一種Unwantedness的情意結。結果這些小孩在沒有溫暖的單親家庭長大，成為罪犯的機會大大提高。

事情的轉機，出現在1973年。那年美國將墮胎合法化，故此往後出生的小孩中，就少了一批原屬「Unwanted」範疇的。及至九十年代初這批小孩長大成人而有能力犯罪時，犯罪率就因而下降了。

我並非想在此討論墮胎議題，只是想跟讀者分享其中的啟發：一個政策所引起Unintended Consequences可以是非常巨大和超乎原先想像的。從學術角度來看，禁止墮胎令母親的選擇減少，可以說是一種Distortion；雖然並非必 然，但Distortion一般來說，也會帶來不理想的結果。

 

最低工資扭曲薪酬預期

香港最近便正實施一種廣泛的Distortion：最低工資政策。最低工資原意是保障低收入人士，讓他們能在經濟繁榮中分一杯羹，長遠來說縮小貧富懸殊的差距。

這種善意政策的終極成效如何，尚言之過早，但一個Unintended Consequence已經浮現：許多不受政策「優惠」的員工，正醞釀一股怨憤情緒，原因是政策實施前，他們的薪資能反映不同員工的技能和貢獻，這稱為 Market Force。但推行最低工資後，變成了基層員工有加薪，這批無得益的員工自然覺得自己的薪酬被低估，內部矛盾日漸激烈。我的親身體驗是，不少人已向老闆提出加薪要求或者辭工去也！

未來的走向是，政策勢廣泛造成公司內耗，整體員工薪酬被迫提高，以能真實反映出員工技能上的分別。於是公司成本增加，部分人丟失飯碗，而公司勢把成 本轉嫁消費者。言下之意，是低收入人士將面對攀升的消費物價，很大機會得不償失，更別說拉近貧富懸殊了！走筆至此，我不禁擔心起來，究竟還有甚麼樣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未「蒲頭」？

註︰可延伸閱讀Levitt著作《Freakonomics》